这两位哈佛校长的履历中藏有“建功”秘诀

在这岁末年初之际,全国有20余所高校悄无声息地改换了校长。新任校长该如何带领高校走上新的台阶?看看历史上哈佛的这两位颇有建树的校长,你也许会找到答案。

 

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任期:1909—1933年



哈佛大学校长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出身美国波士顿世家,家里三代都跟哈佛颇有渊源:爷爷长期担任哈佛理事会成员;外公劳伦斯捐钱在哈佛成立了劳伦斯科学学院;父亲也从哈佛毕业。洛厄尔本人在哈佛上了本科与法学院,毕业之后自己开了律所,由于一直热心公共事务并发表学术著作,后来被哈佛聘为讲师回母校执教。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洛厄尔是前任校长艾略特的批评者,选课制在洛厄尔眼里是失败的。他继任之后的首要大事就是对艾略特的选课制进行改革。两人针锋相对,毫不留情。艾略特曾警告哈佛理事会对洛厄尔密切关注,留意其“错误的判断和良好的感觉”。

 

“在我们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里,最好的博雅教育就是让人广泛涉猎、学有专攻。”这句话概括了洛厄尔推动课程改革的理念。他认为艾略特选课制的最大弊端在于让学生任意选课,“带来了学生知识结构的支离破碎和不同学生在学习进度上的差异,这些都破坏了原先教学组织的完整性”。洛厄尔行动力极强,上任第一年的年底,哈佛本科课程改革就落地了,以“广泛涉猎、学有专攻”为理念,把选修制改为“分布要求”。

 

学生选修的课程要分布在四个领域:1.语言、文学、艺术和音乐;2.自然科学;3.历史、政治和社会科学;4.哲学和数学。洛厄尔还强调优秀教师要给本科生开课,他说:“要有效地传授各学科的基本原理,教师必须具备成熟的‘心智’,眼光要能够超越‘树顶’,看见成片的‘森林’,并且具有异乎寻常的清晰思维、入木三分的言辞和激情四溢的表达。”

 

除了课程设置与教师人选,洛厄尔还推动了其他相关的教学改革。例如,导师制让导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选课指导、答疑等,阅读季让学生在期末考试前有一段完整的时间读书复习、准备考试。这些都作为哈佛的传统保留至今。

 

 

洛厄尔上任后的另一项改革是在哈佛建立了住宿学院制,这是当时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制度创新。在住宿学院制实行之前,哈佛学生贫富分化,工薪阶层的孩子在校内宿舍集中居住,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在校外奥本山大街上租房,那条街被喻为“黄金海岸”。

 

洛厄尔决定让学生都住进宿舍楼里,同吃同住四年,打破家庭背景产生的界限。为此他募集资金,先在哈佛老校区“院子”里新建了四座宿舍楼,专门供大一新生居住。之后又说服了耶鲁校友哈克尼斯出钱,一口气在河边盖了七座住宿学院(都冠以历任哈佛校长的名字与家族徽章),风景优美,供大二至大四学生居住。

 

据说哈克尼斯本来要把这笔钱捐给他的母校耶鲁大学,但是耶鲁那边迟迟没有行动。哈克尼斯失去了耐心,转而与洛厄尔会晤,两人一拍即合,初次见面就敲定了盖楼计划。从选址到设计再到完工,哈克尼斯对河边的七座住宿学院很满意。

 

洛厄尔在哈佛校长里被称为“建造者”,善于把梦想变成水泥砖块的现实。他不仅一手打造了住宿学院制,在任期里还新建了魏德纳图书馆、纪念教堂、福格艺术博物馆、室内健身馆等哈佛地标式建筑。除了盖这些大楼,他还在院系设置上新增了教育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以及继续教育学院。他积极倡导面向普通大众的继续教育,让哈佛教师给校外人员开课,选课人数在七年内从600人上升到1500人,其中2/3是中小学老师,剩下1/3是文员。

 

此外他还自掏腰包,每年资助8位青年学者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这些青年学者组成了“学者协会”,通常接受三年的资助。他们定期在一起吃晚餐,做报告,并与资深学者交流。洛厄尔把这个协会看作一种另类的博士培养渠道,专门为“难得一见的天才”设立。这些“天才”包括写出《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库恩、人工智能之父明斯基、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等。这个协会被视为精英里的精英,象牙塔里的象牙塔,是洛厄尔为哈佛留下的又一个传统。

 

洛厄尔任期24年,后因健康问题而辞职。他以“广泛涉猎、学有专攻”的博雅教育理念,在美国首先推行住宿学院制,新建魏德纳图书馆与纪念教堂,资助学者协会等,一手打造了今日哈佛的若干标志性思想、建筑及传统。但洛厄尔也有瑕疵,他在任期间把犹太人的入学比例限制在15%以下,禁止黑人学生住在大一新生宿舍里,还审问并开除了同性恋的八名学生与一位讲师。随着相关历史文件的公开,这些对犹太人、黑人及同性恋的歧视给这位校长的英名笼罩上了一丝难以抹去的阴影。


詹姆斯·布莱特·科南特,任期:1933—1953年



新一轮的校长遴选又开始了。哈佛理事会这次的意见并不统一。当化学教授詹姆斯•布莱特•科南特被提名为继任校长时,哲学家怀特海就质疑说:“理事会不该选一个化学家。”其他理事会成员指出以前的老校长艾略特就是化学家,而且他还是哈佛历史上最出色的校长。怀特海却说:“艾略特是一个糟糕的化学家。”

 

这些小八卦反映出科南特上任之际亟须建立威望与信任。他与洛厄尔交接的过程很平淡,据科南特回忆,洛厄尔“简单而又冷淡地”告诉了他理事会的决定。后来还有校友传言说洛厄尔把所有家具搬出了校长住的大房子,只剩下一盏灯和两张桌子,让科南特发愁如何用自己的旧家具装满这些空房间。

 

科南特与前任哈佛校长截然不同。艾略特与洛厄尔都是波士顿的贵族子弟,科南特却是一个“穷小子”。他父亲只是一个相机维修工人。科南特靠着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哈佛,一战期间参与研制毒气,后被邀请回母校任教,娶了实验室老板的女儿。据说在新婚之际,科南特对妻子说了自己的人生三大理想:做一流研究,当哈佛校长,从政报效国家。

 

如果说洛厄尔通过住宿学院制、青年学者协会等把哈佛打造成一所“贵族化”大学,那么科南特就致力于把哈佛转型成一所“精英化”大学,即不靠出身,凭自己的智力或性格出类拔萃而进入哈佛,就跟科南特自己当年的奋斗历程一样。

 

在招生录取方面,他设立了哈佛全国奖学金,目标就是“让条件有限但很有天赋的年轻人有同等机会”来哈佛学习。从1934到1940年,161名获奖的学生里54%来自城镇和小城市,1/3的家庭收入低于2000美元。虽然获奖人数太少,难以改变哈佛学生的构成,但这是一种象征,表明了科南特用天赋、智力来代替家庭出身、经济能力作为录取标准。

 

他还大力推动智力测试在招生里的运用,是后来美国“高考”(SAT)的倡导者。据说科南特专门找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研究者来测试他的儿子是不是读大学的料。在教授聘任方面,科南特推行了“8年内非升即走”的终身教职制度。

 

据他估计,在哈佛只有一半的教师称得上学者,“还有一半——坦率地说——对推进知识的发展毫无兴趣且不积极”。这促使他一方面通过严格的终身教职评定,减少那些没有发展前途的年轻教师的数量;另一方面设立了校级教授奖励那些高级学者,并支持他们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科南特致力于推动哈佛的“精英化”,也是为了应对外部的竞争。1934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对全美大学按照博士生培养能力进行排名,哈佛以微弱优势排名第一。科南特从中看到的不是胜利,而是压力。他说,“在这个国家有四所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正在进行着一场并驾齐驱的竞赛,而我们几乎没有优势。这个现实会让我很快就白了头发!”

 

 

除了对人才的争夺,这些大学还在经费筹集方面展开了竞争。普林斯顿大学于1946年底计划筹集5700万美元,耶鲁大学在1950年做了一个8000万美元的十年规划,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也都先后参与,科南特说哈佛是被这种竞争强迫进入了“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中”。哈佛在1948年定下了9000万美元的筹款目标,但三年后只完成了近40%,就再也无人提起。

 

科南特在任期间没有忘记自己的从政理想。作为哈佛校长,他在与教育相关的政策(例如联邦学生资助制度、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等)制定过程里发挥影响力。他在二战前后出访英国、苏联等商议国防科学方面的合作。他还把敦巴顿橡树园(相当于哈佛“驻京办”)借给美国国务院开会讨论战后成立联合国的重要事宜。在这一系列的国家事务里,科南特参与最多的还是造出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他是最先获知费米的连锁核反应实验成功的人之一,也是在现场观察第一颗原子弹测试的目击者之一。那段时间,科南特每周有2到3天都待在华盛顿特区,甚至考虑要离开哈佛,但后来发现在哈佛的位置正好可以掩护他在进行的秘密工作。哈佛理事会里有人对科南特长期的频繁“缺席”不满,提出了通过授权委托或者提前做准备让科南特退位让贤;连科南特的亲信——时任教务长的巴克——也对科南特的“不务正业”偶尔会感到烦躁。但当战争结束,“曼哈顿计划”解密,科南特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被他的哈佛同事们知晓。曾有参战的校友专门致谢科南特,说“感谢吉姆(科南特的昵称)让我们重返家园”。

 

科南特不仅希望通过科研来服务国家,还希望通过课程改革来为战后的国家树立一种共同的思想。1941年科南特让哈佛理事会拨了6万美元,成立了一个通识教育委员会,通过在哈佛内外广泛调查(包括向拉德克利夫学院的1000名女性校友发放问卷),并组织多次研讨,最后于1945年出版了《自由社会的民主教育》报告,因其红色的封面而被称为哈佛“小红书”。

 

这本书到1950年共出售5万册,被视为战后美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权威性文件。实际上科南特本人对这篇报告并不满意,认为报告还未能把教育与整个国家更强大的社会力量联系起来,也未提出通识教育需要建立一支独立的教师队伍。这篇报告在他看来至少要向全国传递出一个信息:要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群体提供一种能共同学习的课程。

 

结合战后美国的现状,哈佛在1946年开始推行科南特的通识教育改革时,正值老兵退伍入学的高峰期。1947年哈佛入学人数达到1.25万人,其中75%都是老兵。针对这些心智与阅历都更成熟的学生,哈佛在课程设置上也有所变化,例如新开了费正清的“远东文明史”(这门课最初被称为“稻田”),连科南特也亲自教一门“实验科学的发展”。

 

科南特从政的热情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退。在担任哈佛校长满20年之后,他欣然接受任命去西德出使,辞去了校长一职。也许在科南特心里,哈佛校长始终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使——一份非常非常孤独的工作……在我退休以前,我将很难找到任何一个可以非常坦率和完整地告诉我任何哈佛真相的人”。所以他在执掌哈佛的后期,越来越花时间奔走在华盛顿特区,与哈佛校园里的教师与学生们越来越疏离。

 

需要指出的是,科南特有个人的局限性,跟前任洛厄尔一样,科南特对哈佛的反犹太主义也听之任之。当时美国15所研究型大学被政府要求接纳从德国来避难的学者,只有哈佛没有参与进来。即使最终哈佛也接受了一批避难学者,但都不是犹太人。科南特还在私下场合里说:“大量中等和优秀的犹太人从事科学工作……会带来许多害处。无须多言,不要太广泛引用我的话。”这些话让他在当时及后来都遭到强烈批评,到晚年他也曾心生悔意。

 

总之,与前任哈佛校长相比,科南特更热心于政府、战争以及国际事务,他带着哈佛师生们走出了校园这座象牙塔,提高了哈佛的地位。一个例子就是哈佛在战争期间授予丘吉尔荣誉学位。罗斯福正好也是在哈佛接受了牛津的荣誉学位,他还为此致信科南特,说:“丘吉尔得到哈佛学位与我得到牛津学位在同一地方,这真是一个美妙的想法。”

 

主要参考文献:

[1]哈佛大学网站上关于历任校长的简介

[2]Samuel Eliot Morison. 哈佛的三个世纪:1636—1936[M]. 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

[3]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莫顿·凯勒,菲利斯·凯勒.哈佛走向现代:美国大学的崛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从辅导员做到校长,这所大学竟在他手中走向世界一流

首席信息官——晋升大学校长的潜力股?

大学校长必须是院士?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转载请联系麦可思研究编辑部(微信搜索18602824882)。

如有事情需要联系我们,请发送邮件到:lianxi@wmqn.net